警惕“违法重灾区”，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详细解析（上）

如今的“代表人诉讼”阶段保证了我国中小投资者能够及时、有效的通过民事诉讼的方式保证自身利益。

2019年11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以下简称“《九民会议纪要》”），突破了《民事诉讼法》关于代表人只能从原告中推举或商定的规定，肯定了部分法院进行的合并审理、示范判决等集约化改革。《九民会议纪要》首次明确可采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

《证券法》（2019年修订）第95条第3款首次确定了特别代表人诉讼，其他投资者不需要起诉和主动登记，只要不明确表示不参加诉讼，就可能获得赔偿，即“默示加入、明示退出”。特别代表人诉讼制度是我国证券市场虚假陈述等证券民事诉讼方式的重大创举。2020年3月，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五洋债案”就是一次突破性的积极尝试。

2020年7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同一时间，中国证监会印发实施《关于做好投资者保护机构参加证券纠纷特别代表人诉讼相关工作的通知》、中证中小投资者服务中心发布《特别代表人诉讼业务规则（试行）》，标志着证券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我国真正落地。之后，上海、广州、北京等多地法院开始采用人数不确定的代表人诉讼方式审理证券纠纷。例如，上海金融法院审理的“飞乐音响案”、北京金融法院审理的“乐视网案”、南京中院审理的“辉丰生物案”，特别是2021年7月广州中院开庭审理的“康美药业案”，是新《证券法》和《关于证券纠纷代表人诉讼若干问题的规定》实施后全国首例适用特别代表人诉讼程序审理的案件，在全国具有重大影响。

根据上海金融法院于2023年8月21日发布的《上海金融法院审判工作情况通报（2018-2023年）》，上海金融法院收案类型涉及金融各领域，收案排名第一的为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责任纠纷，2018年8月20日至2023年8月19日期间，共收案16435件，标的额为人民币67.15亿元。

由此可见，随着多层次资本市场发展和证券虚假陈述的民事赔偿救济手段完善，自然人投资者维权意识不断提升，近年来证券虚假陈述巨额赔偿案例逐渐增加，信息披露义务责任主体的民事赔偿法律风险越来越大。

此外，信息披露义务主体未依法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还可能被证券交易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一）责令改正；（二）监管谈话；（三）出具警示函；（四）责令公开说明；（五）责令定期报告；（六）责令暂停或者终止并购重组活动；（七）依法可以采取的其他监管措施。

由于证券监管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的的证券发行、经营、交易等事宜，被证监会调查或处罚或者被证券交易所采取自律监管措施可能对对上市公司造成严重的影响，大幅提高了信息披露违规的成本。并且，自《证券法》2019年修订以来，相关主体因未履行信息披露义务需要承担很高的处罚责任，例如在“华仪电气虚假信息披露案”中，由于华仪电气及其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在2017年至2022年年度报告中存在虚减利润总额的情况，浙江省证券监督管理局对其作出处罚如下：（一）对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0万元罚款；（二）对董事长陈*列给予警告，并处以150万元罚款；（三）对原总经理张*民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罚款。